张延朗商量一下”
于是他们就去和张延朗商量，张延朗也是跟着李从珂一起造反的核心团体的组成人员之一。
张延朗听了这个计划，也觉得十分好，这样一来就不用怕河东了，甚至拉拢契丹，还能对河东造成一种牵制和威慑。
这个老头于是就拍着胸脯答应了下来，他说只要是皇帝允许了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他办就行了，每年十万缗钱，那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李松和吕琪的到了张延朗的支持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李从珂，李从珂一听，也的确是个好办法，于是也初步同意了，这让李崧和吕琪十分的兴奋，虽然李从珂还没有让他们开始干，但是他们两个偷偷的就把准备给契丹的国书已经准备好了，名字就叫做《遗契丹书》
按理说李从珂既然已经答应了李崧和吕琪两个人，那就不应该再变化了，可是李从珂或许从来就不是一个十分坚定的人，特别是到了晚年，在考虑和判断很多的问题上，都表现出了十分失常的水准。
我们在前面就提到有一个信臣叫做薛文遇，这个家伙也是一开始就跟着李从珂的老班底之一。
所以李从珂对他都是无话不说，于是就把这件事给他说了。但是谁承想，薛文遇听说了这件事，反应十分激烈，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。
它的主要论点就是曾经的一首诗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《昭君诗》：“汉家青史上，计拙是和亲。社稷依明主，安危托妇人。岂能将玉貌，便拟静胡尘。地下千年骨，谁为辅佐臣。”
李从珂比他的义父李嗣源文化程度要高上一点，所以这句话那也是能理解的，再加上薛文遇还对这首诗进行了活学活用，结合现实，对李从珂仔细详细的解说了一遍。
这一首诗，让李从珂改变了心思，他看过这首诗，知道干这样的事，干这种“安危托妇人”这种事，那是要遗臭万年的，所以他改变了心思。
后来他召见了李崧和吕琪，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说道：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，你们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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